国际在线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特派全球法语推广大使、荣获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龚古尔奖的年轻女作家蕾拉斯利马尼女士与中国出版人洪晃展开对话,深入探讨了与女性相关的阶层差异、文化偏见、教育方式、金钱关系等问题。

蕾拉斯利玛尼认为,以女人的角度把女人的故事写出来,引发更多人的共鸣以及社会的关注,是非常有必要的。2016年,蕾拉斯利玛尼凭借小说《温柔之歌》获得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在包括这部小说在内的多部作品中,她关注女性在家庭以及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呼吁男女平等,鼓励女性追求自己想要的事业以及人生。

洪晃对蕾拉斯利玛尼为女性发声的写作出发点表示赞赏,也呼吁更多的成功女性关注女性权益问题,为女性发声。她强调,看一个国家的女性地位,不能只看精英阶层,更应该关注底层,使每一位女性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作为法语推广大使,蕾拉斯利玛尼将在今年3月的法语活动月期间与中国的学者以及读者展开多场对话。此次法语活动月的主题是向女性致敬。“文学不能改变世界,但也许可以改变读者”,蕾拉斯利玛尼认为,“文学并不一定要给出答案,它的意义在于提出问题,引发读者积极的思考。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监督邮箱:.cn

2018年法语活动月期间,法籍摩洛哥裔作家蕾拉·斯利马尼(Lela Slimani)带着她荣获2016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温柔之歌》再次来到中国,在此期间,她的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的中文版也正式出版。Madame Figaro对话蕾拉,听她讲述文学创作与女性主义。

蕾拉·斯利马尼长的很美,这是一个人们很难忽略的事实。但对于被称作“美女作家”,这位摩洛哥裔法籍女作家却并不是那么开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女性的物化。”这位毫不掩饰的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年轻作家如此解释。蕾拉出生成长在摩洛哥,18岁到法国巴黎求学,爱上了那里与家乡完全不同的自由氛围,于是在法国定居。在正式曾为一名全职作家之前,蕾拉曾经是一名记者,在《年轻的非洲》杂志专门为北非问题撰稿。记者的职业经历让蕾拉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家乡摩洛哥以及法国社会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与问题,通过横向对比,她又能够更能够深入探索女性主义发展的不同社会阶段。

蕾拉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温柔之歌》讲述了一位保姆杀死所照看婴儿的故事,灵感来源于纽约的一则社会新闻,这也得益于蕾拉曾经的记者经历,频繁的旅行让她可以积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素材。在这部蕾拉怀孕期间写出的小说中,她从完全女性的视角切入主题,笔触冷峻尖锐而不乏细腻,让读者倍感真实,不寒而栗。

蕾拉是龚古尔文学奖113年历史上第12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也是近些年来为数不多的“80后”年轻作家。此次中国之行,蕾拉和来自中国的作家与不同的读者群进行了几次对谈交流活动。在如今愈演愈烈的女性主义运动大潮中,有人质疑已经有一些反向结果的出现,比如男性开始惧怕接近女性与面对女性问题。面对这样的质疑,蕾拉的回答简单而干脆:“女性忍受的不公正待遇早已出现在了方方面面,女人们早已忍受了太多。所以说,适当的让男人们畏惧和害怕一下,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M:《温柔之歌》的名字非常温暖甜蜜,故事本身却充满了现实的苦涩。为什么会取名《温柔之歌》呢?

L:《温柔之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保姆的故事。保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一方面她长期在家中工作,离我们很近,对一切都很熟悉,但同时她又是一个家庭之外的人。她可以是一个家人,也可以不是。我对这样有对比性的角色很感兴趣,很希望挖掘她们身上的故事。我希望让读者感受到我在讲述一个温暖的故事,但故事的实质却是一点都不温柔的。同样这个故事中的保姆看上去是非常顺从和温和的,但实际上她并不是。同时在法国,“温柔之歌”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摇篮曲,父母或保姆哄孩子睡觉时总会唱起这首歌,这也会让看书的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

M:不管是《温柔之歌》还是《食人魔花园》,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为什么会选择女性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切入点?

L:这其实并不是刻意为之,只是这些女性让我感兴趣。她们是女性,同样也是人,是一个个的个体。令我兴奋的是她们的故事,而不是她们的性别。这些故事构成了我写作的动机,也让我有动力深入地写下去。

L:完全不会。写作时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会想到任何,因为写作只是一种自由的表达,自我的表达。我的身份不是男性或女性,不是法国人或摩洛哥人,不是是否是女权主义者,我只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也不会考虑读者,我会非常放松,写作只是为自己而写。最初写作只是我的兴趣,后来渐渐地有了些读者,但我的写作始终还是为了表达自己。专注于讲述故事,构造故事,而不是在意故事传达怎样的立场给公众。

L:记者的经历给我带来了太多,我遇见了很多不同的人,大大满足了我对世界和他人的好奇心。同时我学会了倾听他人,观察他人,这些都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能力。作为记者我总是旅行,这也让我听到了许多精彩的故事。

L:是的,我认为现在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些改变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人们开始大范围的意识到女性主义的问题,开始在意女性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对于女性本身来讲,不仅仅是意识,她们也在用行动改变现状。我希望也相信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L:我母亲那一代的女性经历过有名的女性主义运动,而我们这一代女性所面临的是一些新的东西。我们的上一代是从非常基础的层面上来赢得权利,比如穿着方面,经济独立方面。而我们这一代人从出生起就拥有了这些权利,我们所要求的是另一些方面,比如真实层面上的平等,甚至比如如何正确的去定义女性。我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诉求。

M:在我们看来,与许多国家相比,法国已经是在女性权利保护方面做得非常好的国家,还是有很多权利需要争取吗?

L:一定的。在法国,女性的收入比同等工作级别的男性要低19%。职场中,女性依然会面临更多的工作压力和更多的歧视问题,同时还有暴力问题,承担比男性更多的家务,等等。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虽然和很多国家相比法国的情况是好的,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L:其实有很多,首先是我的母亲和我的祖母,她们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她们非常独立和强大,她们都是女权主义者,是我的榜样。同时还有我喜欢的女性作家,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摩洛哥女作家法蒂玛·梅尔尼斯,她们都对我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L:现在依然有许多启发我的女性。比如法国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她非常自由,又独树一帜,启发和影响了许多人。再比如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我也特别喜欢她。其实还有很多,但我很难一一列举。

L:这还是一个秘密,我不会告诉你的,我通常都很擅长保守秘密。但我确实是会一直写作下去。

对待自己在意的关系一定要真诚,一定要敢于表达,不要做个冷漠的小气鬼,也不要口是心非嘴硬,要多见面多牵手和拥抱,要说想你了,要学会向亲近的人释放一些柔软的部分。7.

等你们长大,你们会因绿芽冒出土地而喜悦,会因初升的朝阳欢呼雀跃,也会给别人善意和温暖。

“耐心”一词应该贯穿在一切事情之中:耐心地去寻求自己的目标,耐心地去抗御所有偏离自己目标的一切,耐心地去忍受让一个普通人沮丧的一切。

人生并不像一年四季那样分明,四十岁的相扑选手就算老,但五十多岁的政客还会被称为菜鸟。

对一个人的厌恶是因为一件具体的事,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去发现他其他的美好,也不妨碍我们跟他一起的其他事。

你讨厌一个人吃饭吧嗒嘴,那就不要和他一起饭,但这也并不耽误你发现他其实做事很认真或其它优点,也不能左右你为人友善的准则,因为一件事而彻底否定一个人,并且不与他交往,甚至绝交,那是上学的时候才会做的事情(原则性错误除外)。

“她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很有才华,所以颁奖给她完全彻底地贯彻了龚古尔奖的精神……《甜蜜的歌》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一间中产阶级的公寓之中、关于如何占有孩子们的爱的、充满阶级矛盾的故事。”

凤凰文化讯(肃慎猫/编译冯婧/报道)自10月中旬的诺奖颁给摇滚歌手鲍勃迪伦开始,全世界进入了文学奖时间。10月25日晚,定居纽约的美国黑人作家保罗比第(Paul Beatty) 凭借《出卖》(The Sellout)一书获得2016年英国布克奖;巴黎时间11月3日,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马尼(Leila Slimani)的作品《甜蜜的歌》(Chanson douce)获得今年的龚古尔奖。三个奖项的理念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诺奖颁发给作家本人,对于作品的题材也没有限制,近年来愈来愈向“终身成就奖”与“类型文学奖”靠拢,而布克奖与龚古尔奖则颁发给作品,其中布克奖只针对英文作品,龚古尔奖只针对法语作品,并且必须是在当年出版。

《甜蜜的歌》为摩洛哥美女作家蕾拉的第二本书,由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出版。蕾拉是112年以来,第12位获得龚古尔奖的女性作家,龚古尔奖此次颁给80后作家,对青年写作者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鼓舞。

“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献给我那十多年前就去世了的父亲,献给我那今早刚刚从摩洛哥坐飞机赶过来的母亲,因为她今天凌晨四点钟有一种预感(我会获奖),而我的母亲总是很相信她的预感,所以她来了巴黎,她才刚刚到这儿半个小时,结果就是这样(我获奖了)。我的父母教会了我热爱文学写作,热爱自由,他们总是对我说我一定能行。其实我对这个(《甜蜜的歌》)题材一直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个社会并没有给女性提供适宜的工作环境,也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说很多政治正确的话,比如这很好啊,当然啦,女性应该去工作之类的。可是实际上,除了这些漂亮话之外,这个社会并没有为女性准备什么,所以到了最后,问题却落回到了女性自己身上,我们问她们你想工作吗?结果就是:你想工作那自己想办法啊。”

“她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很有才华,所以颁奖给她完全彻底地贯彻了龚古尔奖的精神《甜蜜的歌》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一间中产阶级的公寓之中、关于如何占有孩子们的爱的、充满阶级矛盾的故事。”

蕾拉斯利马尼出生于摩洛哥的一个富裕家庭,具有摩洛哥和法国的双重国籍,斯利马尼说,她的家庭就好像一个“被保护得很好的温室,与摩洛哥社会的其他部分相比有些边缘化”。蕾拉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早年在法国学习,1970年代回到祖国成为国务秘书,随后出任一家银行的领导人,直到一桩金融丑闻被披露,他黯然下台。蕾拉的母亲有一半阿尔萨斯血统一半阿尔及利亚血统,她是摩洛哥最早的一批女性医生之一。蕾拉在摩洛哥读完了高中,因为她的父母在家说法语,所以她的阿拉伯语说的并不太好,蕾拉的父母思想比较“进步”:“我的父母总是对我和我的姐妹们说,我们的身体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

然而,在摩洛哥,我们却没有权利和一位男性一起散个步什么的。这很奇怪吧。”所以,随着蕾拉逐渐长大,她发现在摩洛哥的生活并不愉快:“在这个国度,女性不得不生活在永久的谎言之下我不想因为自己在街上穿了一条裙子而感到害怕,也不想因为单独乘坐出租车或者在斋月里抽了一根烟而感到恐慌。”

因此,17岁那年,蕾拉离开了摩洛哥,来到巴黎读预科,那个时候她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那段时间很艰难。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怎样的孤独。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可能好几周都不和人说话,除了在课堂上。巴黎人习惯在傍晚一起喝杯咖啡,然后各回各家,各吃各饭。这在摩洛哥是不可想象的,在摩洛哥,我们会邀请那些独身的人们来家里吃饭。回想起来,我在巴黎的第一个冬天简直是遥遥无止境,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交上了朋友。”

后来,蕾拉又考虑自己要不要拍电影,当时她和一位摩洛哥裔女性电影人合作,并且去上了电影学的课,随后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什么演戏的天赋。之后她进入了商学院,并得到了一个在报社实习的机会,最后她终于成为了一名记者,随后加入媒体《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她发现记者这个行业既艰苦又耗时:“我总是感觉自己做的不够多不够好。这是一份让你不能够好好老去的工作。”

蕾拉的丈夫是一位银行家,2011年蕾拉做了妈妈,2012年,她从《青年非洲》辞职,专职写作,偶尔也为其他报社撰稿:“我知道在我的背后一直会有讥讽的嘲笑声,他们会说:她老公很会赚钱,足够养家,她辞职说是要当作家,不过是装模作样的掩盖自己被老公养的事实罢了。”

但最后,蕾拉还是成功了,她的第二部小说《甜蜜的歌》在2016年8月刚刚问世,很快就成为了畅销书,并在同年11月拿下了龚古尔奖,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蕾拉的人生是值得羡慕的:父母开明,原生家庭条件优渥,婚姻家庭生活完满幸福,写作才华有如天赋蕾拉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也正因为“衣食无忧”,蕾拉才能够将注意力放在探索女性的精神世界与女性在社会中的尴尬位置之上,从这一角度来说,她从未放弃以自己的笔墨书写属于她的社会责任感。

“这个故事的灵感其实来自于我的个人经历,因为我自己在孩提时代也有过保姆。那时候我大概才七八岁,但是我对于保姆们在家庭中的奇怪位置已经很敏感了。她们都是女性,孩子们爱她们,像是妈妈,也像是陌生人。我总是会因为她们艰难的处境而感到难过,有的时候她们甚至会经历一些屈辱当我来到巴黎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新型的保姆,我觉得她们可以成为非常浪漫的小说人物。”

左:蕾拉斯利马尼第一部小说《食人魔的花园》;右:第二部小说《甜蜜的歌》

蕾拉的“作家”经历看上去还很短暂,《甜蜜的歌》也不过是她出版的第二部小说而已。

她的第一步小说《食人魔的花园》的灵感产生于2011年,那时她刚刚做了妈妈,一边照顾儿子,一边在家里看电视,时值“DSK事件”爆发DSK是法国经济学家、律师、政治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名字的缩写,2011年5月他涉嫌在纽约市的一家饭店侵害一名女性服务生,之后企图逃回法国,在机场被捕,美国警方以性侵害、非法监禁、未遂等罪名起诉。同年7月,事件出现逆转,检查方发现该女服务生在性侵犯指控和个人经历的细节上一再说谎,除了服务员的身份之外,她还是一名暗娼,在“被性侵” 之后,还从容地整理了两间套房, “性侵案” 发生28小时候,她告诉她在监狱里的男友说: “别担心,这家伙很有钱,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受到这个案件的启发,蕾拉决定写一个关于女性“性错乱”的故事。她写了几章然后寄给她之前在写作培训班上认识的一位编辑,编辑建议她“不要关心你的人物在想什么,要关心她们做了什么。”2014年,蕾拉的首部小说《食人魔的花园》终于出版了。这个故事非常的大胆狂野,主人公是一位女性记者,慵懒,求偶狂,“讨厌必须工作这样的想法”。小说内容真真假假,混合了虚构与自传的成分:“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没想到它能出版。当我知道它要出版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我的同事们会怎么看这个故事。这很复杂,毕竟我写了报社内部的性关系。”最终,小说在《青年非洲》内部得到了广泛的传阅,蕾拉的一位同事说:“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当然并不是恶意的那种,只是因为我们好像发现了蕾拉不为人知的隐生一样。蕾拉的主编说,最让我们吃惊的是这本书展现的阴暗面,没想到它展现出如此令人震惊的绝望感。”

蕾拉称自己为“兴趣广泛的阅读者”,有一天她读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波多黎各裔的保姆杀死了她看护的孩子,而且从未解释她为何要这样做。于是蕾拉把这个故事搬到了巴黎这就是《甜蜜的歌》的由来。在书中她描写了法国中产阶级家庭与阶级矛盾之间的关系,展现了晦暗不明的、人性的疯狂,还在书中插入了她自己的儿时回忆:“我从小在摩洛哥长大,在那个国度还存在住家保姆这样的职业,也有那些在你家里工作和居住的人们。这种关系有时候让人觉得很亲密,有时候又让人觉得很陌生,我经常思考这种落差。我经常能够看见那些令人伤心的情景。我想要探索这片可以被称为羞辱的土壤,当然这并不是说这是一种为谋杀开脱的借口我觉得不是。”蕾拉的文笔犀利尖刻,《甜蜜的歌》成功地塑造了一对年轻的中产阶级夫妇和一位神秘有魅力的保姆形象,蕾拉用冷漠的笔触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爱与教育,金钱与支配权之间的关系,以及阶级或者文化层面上的偏见,翻开这本书,一股冷峻黑暗的气息立刻扑面而来这是典型的蕾拉风格。

在蕾拉小得时候,她的父亲总是给她读《一千零一夜》,因此她对这本书的印象非常深刻:“这是一本从来没有被人们好好理解的书,我们总是反复地阅读故事本身,却掩盖了其他。但是其实总是会有新的寓言等待我们去发掘,在新的时代背景,或者不同的地点,不同的阅读心情之下,我们会发现这些老的故事有着新的内涵”。在蕾拉的写作生涯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契诃夫,因为他“热爱笔下的人物”,“从不对笔下的人物点评判断”;蕾拉喜爱的作家还有茨威格,她20多岁的时候,曾经在东欧,沿着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走了一条向茨威格致敬的“朝圣之路”;米兰昆德拉也是蕾拉钟爱的作家,她在自己的首部小说《食人魔的花园》中引用了昆德拉的小说。

蕾拉斯利马尼是第12位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女性,在过去的20年里,也只有4位女性作家获得过此殊荣,蕾拉的前任是2014年获奖的女性作家莉迪萨瓦耶(Lydie Salvayre),她来自于一个在西班牙内战时期逃亡到法国南部的家庭,获奖作品名为《不要哭》,讲述了一位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女性回忆过往的故事。萨瓦耶出生于1948年。龚古尔奖此次颁奖给80后女性作家,对青年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鼓舞。

同时,我们不得不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等其他知名的文学奖项,巧合的是,这三个奖项都在秋季开奖,只是理念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作家本人,对于作品的题材也没有限制,因此导致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愈来愈向“终身成就奖”靠拢,而布克奖与龚古尔奖则颁发给作品,其中布克奖只针对英文作品,龚古尔奖只针对法语作品,并且必须是在当年出版语言所限,大部分中文写作的作家就被无情的关在了门外,另外一个惨淡的现实是:就国际影响力来说,无论是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还是茅盾文学奖,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龚古尔奖(Prix Goncourt)是法国历史最悠久、最重要、也最权威的文学奖项,1892年起根据法国文学家爱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的遗嘱开设,1902年,龚古尔学会(Acadmie Goncourt)成立,1903年,龚古尔奖开始评选,1904年,龚古尔奖首次颁奖,花落时年41岁的法国作家里欧弗拉皮埃(Lon Frapi)怀中,他的小说《幼稚园》也成为首届龚古尔奖获奖作品,《幼稚园》以第一人称口吻撰写,主人公是一位出身良好的年轻女性,无忧无虑的长大,并受到了当时最高等级的教育大学毕业,而变故突然之间降临这个家庭,一连串厄运让这个家庭几乎分崩离析:家庭的财产失踪,父亲去世,与未婚夫的婚约解除接纳她的叔叔对她并不好,所以她不得不自食其力出去工作,可是因为她的受教育程度太高了(大学毕业),所以她不得不隐藏自己的学历去幼稚园应聘,成为一名幼儿教员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一百多年以后的2016年,龚古尔奖又一次的颁给了书写女性工作状况的作品《甜蜜的歌》,而这本书的主人公的职业(保姆)也与《幼稚园》的主人公(幼儿教员)有着相似之处。

经过多年的演变,龚古尔奖每年的颁奖日期固定在11月,但是一百多年以来,龚古尔奖的评选范围却没有变化:“当年出版的,最诗情画意的、最饱含想象力的作品”,出于这一原则,历年来龚古尔奖的获奖作品几乎都是小说。所以除了龚古尔奖之外,龚古尔学会又逐渐设立了其他奖项,包括:龚古尔诗歌奖,龚古尔新人奖,龚古尔中篇小说奖,龚古尔传记奖这些奖项每年9月颁发。

提到龚古尔奖,我们也不得不提到与其如影随形的勒诺多文学奖(Prix Renaudot),该文学奖起始于1926年,由十位记者兼文学批评家于1926年等待龚古尔文学奖评选结果时酝酿产生,主旨在于弥补龚古尔奖的评判贻误,以法国第一位记者泰奥弗拉斯勒诺多的名字命名,勒诺多文学奖实际上相当于龚古尔奖的“补充奖”,此后每一年,勒诺多文学奖都会与龚古尔文学奖同一天颁奖,2016年的勒诺多文学奖颁同样颁给了一名女性作家的作品,57岁的雅思米亚勒扎(Yasmina Reza)所著小说《巴比伦》(Babylone),勒扎是法国小说家、编剧,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俄罗斯与伊朗混血,母亲是在苏维埃侵匈时期逃离匈牙利的小提琴手,《巴比伦》讲述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伊丽莎白,想要在自己的小公寓里组织一个小型的春日聚会,邀请朋友和邻居们来庆祝,然而却引发了一场凶残血腥的谋杀案的故事。小说题目《巴比伦》来自《赞美诗137(136)》:“在巴比伦河的岸边我们坐下来,我们哭泣,然后我们想起了故乡”。

一百多年以来,龚古尔奖的评选一直存在争议,包括龚古尔学会的委员会从来没有过女性成员、包括1919年颁奖给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在少女们身旁》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包括近年来龚古尔奖被指责沦为出版商牟利的工具等等。2008年,龚古尔奖评委会做出了一些改革,以回应各方的批评和争议,他们一直决定,龚古尔奖评委会成员不能兼任出版社的任何职务,如果龚古尔奖评委会成员在年内不出席评奖则必须立即辞职,新的评委会成员最高年龄不得超过80岁(不追溯)等。当然,尽管备受争议,尽管奖金只有10欧元,龚古尔奖依然是法国最重要也最有活力的文学奖项,因为它的评奖原则是“鼓励那些年轻有为的作家”,秉持这一理念,龚古尔奖推出了众多年轻有为、大胆犀利的先锋作家,也使得龚古尔奖本身变得历久弥新,长盛不衰。

【环球时报驻法国特约记者 潘亮】“与其无病发表(新冠肺炎)疫情日记,天才女作家更应该发挥特长专注小说写作!”据法国《电讯报》25日报道,随着法国逐步解除封锁令,法国图书市场销售额近日猛涨233%。不少读者表示,比起“虚伪的疫情日记”,他们更喜欢看蕾拉·斯利马尼富含深意的小说。

报道称,蕾拉·斯利马尼的新作《别人的国家》近日被多家媒体及书店推荐为“令人一见倾心的畅销书”。然而就在不久前,她所写的疫情日记遭到舆论批评“与现实严重脱节”,她由此停止发表疫情日记。

今年39岁的蕾拉·斯利马尼出生在摩洛哥,曾在《青年非洲》杂志担任记者,2014年她出版小说《食人魔花园》,开始在法语文学界崭露头角,2016年她凭借小说《温柔之歌》斩获法国知名文学大奖“龚古尔文学奖”。年轻、貌美且有才华,令她成为法国文坛的明星人物。她还在2017年被总统马克龙钦点为“全球法语推广大使”,名声从文学读者扩展到全球法语学习群体。

今年3月,她受邀在法国著名报纸《世界报》专栏发表“隔离日记”,不料第一篇就招来各界严厉讨伐,带给很多人苦痛的疫情在斯利马尼眼里竟有了一份“梦幻之感”。在3月18日题为《我告诉孩子,这就像森林中的睡美人一样》的日记中,从巴黎“逃离”到大西洋海滨度假屋的斯利马尼这样写道:“今晚我难以入眠。透过卧室窗户,我看到朝阳从山头升起。数年来,我几乎在这个乡间别墅度过所有的周末。现在为了和母亲保持距离,她留在巴黎,我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我想知道自己是否在做梦。居家隔离看起来像是好莱坞拍摄的电影,是可以拥抱爱人一起观看的剧情”。

这样的“度假式”隔离日记激怒了一众网友。很多人评论称,斯利马尼的“难以入眠”太矫情了,若是让她体验一下法国普通民众蜗居在15平方米住处里的隔离生活,她肯定要夜夜失眠了。小说家杜克雷表示,“我们的知识精英有时太不接地气了”。迫于外界巨大的压力,斯利马尼的隔离日记最终只发表了6篇就戛然而止,法国媒体纷纷评论称,“从未出错的天才女作家突然被一部日记拉下神坛”。

“周六,上千‘黄马甲’还在与警察激战。周日,塞纳河畔满满地簇拥着晒阳光的浪漫男女。周一的巴黎,气氛已经有了异样的惊惶。大大小小的超市挤满了人,许多货架已经被扫空。最为热闹的‘老佛爷’和‘巴黎春天’铁栅栏锁门,只有附近一个给流浪者分发免费晚餐的小街上,还聚集着面容仓皇的人群。一个流浪汉在旁边一个台阶上已经安家了数年。那么,明天呢?他们还在不在?他们会去哪里?”

4月10日,新京报·文化客厅系列活动第35期,我们邀请到文化学者、旅法作家申赋渔,谈谈他的文学连载《封城巴黎》,分享他在封城中的巴黎目睹到的点点滴滴。

自疫情暴发以来,申赋渔就停止了他原有的写作计划。同身处疫情中的大多数人一样,申赋渔一直被紧张焦虑的情绪笼罩着,每日通过不断更新的新闻与朋友圈了解国内外动态。巴黎封城后,他萌生了记录下这个特殊时期自己所经历的事件的想法。

刚开始时,他只是试图记录下这个重大新闻对生活的巨大改变,但随着写作的进行,他开始关注自己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关注整个新冠疫情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

“我身边的邻居,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痛苦,我是感同身受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相比较关注每天增长的病例、死亡的人数,抑或这种恐慌本身,个人的、渺小的、平凡人的命运可能更值得我们去关注。他们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

在整个封城系列中,申赋渔有意识地选取了各个方面的人物,从美丽城的站街女到骑三轮车的语言家,从偷渡进来连身份都没有的黑工到社会富有阶级,申赋渔想通过诚实的书写,展现出不同层面的人的命运。当然,叙述中最多的还是那些每天从早到晚在劳动的、怀抱理想的普通人:楼下的门房、隔壁的邻居、会画画的饭店老板、忙于生计的小提琴手、搭建“乌托邦”的农场主……

“我希望通过书写这些人命运,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国是什么样,巴黎是什么样,以及这个社会是什么样。他们在经历什么?在这个新冠病毒来临的时候,我们整个全人类正在经历什么?”

巴黎是一个拥有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种族不同文明的人的城市。封城中的巴黎牵涉的不仅是法国人的命运,这里还有美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摩洛哥人、委内瑞拉人、斯洛伐克人……申赋渔认为,通过这些不同的人的故事,我们或许可以窥见疫情之下人类命运的缩影。

活动中,申赋渔谈到了当下巴黎的现状。他提到,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封城禁足之前,巴黎各处的餐厅、咖啡馆、酒吧等娱乐场所仍人满为患。封城之后,所有的这些场所都关闭了,但巴黎人还是不愿待在家中。

法国的禁足令并不是全部禁止外出,有五种情况例外:一是因为紧急不可替代的工作,二是购买生活用品,三是生病就医,四是要去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五是遛狗之类的短暂出行。所以很多不愿隔离在家的人,总能找到借口理由出门。因此,封城半个月后,巴黎大街上仍有很多跑步的人、散步的人、遛狗的人。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于是在前不久巴黎市长提出,不允许市民在白天时间出去跑步运动,只能等到晚上七点钟以后进行。

申赋渔提及,在巴黎封城前,约有15%以上的人逃出了巴黎,回到了法国各地的乡村。他们有的在乡村有房产,还有的是去投靠亲戚和朋友。在巴黎生活的人,有很多父母住在乡下,自己独自来到城里面工作。而这也导致了外省法国人对巴黎人的批评。他们普遍担心:巴黎人是否会把病毒带到乡下?巴黎人是否会抢占乡下本来就不太丰富的生活资源和医疗资源?

法国当红的女作家、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蕾拉·斯利马尼(Lela Slimani)也因此事广受非议。蕾拉·斯利马尼在疫情期间逃离巴黎,来到与世隔绝的乡下。巴黎封城后,她在法国《世界报》上开设专栏,撰写封城日记。但这种在幽美舒适的乡居生活中撰写疫情封锁下的思考,引发了法国社会大众对资产阶级作家特权的指控,同时也引发了行业内对法国作家精英主义的嘲讽。对此申赋渔评价道,对作家而言,表达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关于巴黎封城前后,申赋渔讲述了一个切身体会。他说,以前的巴黎虽然路上有人,但总让人觉得这个城市比较冷清和寂寞,路边所有的窗户都关得紧紧的,每一栋楼都好像是空的、没有人居住似的。但现在人都待在家里,几乎所有人都把窗户打开了。窗户里面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电视机的声音、放音乐的声音、谈话的声音,甚至还有两栋楼之间,隔着一个街道在聊天的人。如今走在巴黎的大街上,反而有一种奇怪的热闹的感觉。

“晚上八九点钟走在街上,有一种让我熟悉的浓郁的生活气息。所有人都已经回到家中。”

他讲到,现在法国每天的新增病例人数和死亡人数依然很高,而且仍在攀升。而随着检测人群的扩大,巴黎一直处于床位非常紧张的情况,不断往外省外市转送病人。

巴黎政府一开始的策略就是优先救治重症患者。对于疑似和轻症患者,医生一般会开些药,让其自行在家里隔离,靠自身的免疫力来对抗病毒。如果扛得住,一个星期、十天过去也就好了。如果扛不住发展为重症,再打15(法国救护车电话)请求救治。但往往一些患者,虽然发现自己转重症打了15,救护车也到了,可医护人员判断这个病情还没达到重症程度,只能继续在家隔离。

申赋渔认为,法国目前最担心的问题是医疗资源紧缺。无论是床位、医生还是药品,甚至包括口罩这样的防护用品都非常紧缺。政府采取这样一种不是非常严格的禁足、分级救治的措施,也是为了防止因挤兑医疗资源而造成的崩溃。只有等情况平稳以后,医院才有力量去检测更多的人,收治更多的轻症患者,从而对更多的感染者进行隔离措施。

通过新闻报道和日常所见,申赋渔认为,巴黎普通民众的生活绝大部分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一些相对贫困的家庭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很大冲击。

有些条件一般的家庭,在孩子上学的时候,因为学校的补助,每顿饭大概只要三欧元。但现在孩子不能上学,全部都要靠家庭买菜做饭,支出因此成倍增加。许多这样的家庭,已经无力负担日常生活开销。

法国人的消费观念跟中国人不同,他们一般没有储蓄的习惯,碰到这种突发事件时普遍缺乏相应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封城时间的加长,很多家庭会因此出现经济问题。

随家庭经济危机而来的还有家庭矛盾及其演化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一家人一起相处的时间成倍增加,导致了以往潜在的各种矛盾的爆发,致使离婚率上升。而家庭暴力的比重也在增长,目前法国很多地方的药店已经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开启救助渠道,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可以直接向药店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但疫情并不只产生问题和矛盾。申赋渔提到,他采访的朋友当中也有一对夫妇,他们一辈子感情都非常不好,但这样两个几乎都不怎么说话的人,在疫情期间,因为一同经历的一些事,互相之间竟达成了谅解。

“这次疫情给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变化。”申赋渔说。“封城巴黎”这个系列,申赋渔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封城,写到马克龙宣布延长封城,每天更新,已经写了29篇。在此之后,他将不定期更新这个系列的文章,直至封城结束。

近日,法国当红作家、《温柔之歌》作者蕾拉·斯利马尼和玛丽·达里厄塞克引发争议。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她们逃离巴黎回到乡下后为媒体撰写的隔绝日记,遭到法国社会对资产阶级特权的指控和对法国作家精英主义的嘲讽,甚至被比作曾被送上断头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

摩洛哥裔法国作家蕾拉·斯利马尼(Lela Slimani)是当今最具盛名的法国作家之一。早年的蕾拉·斯利马尼,在大学毕业后,曾想进入影视圈当一位演员。在学习完表演课程后,曾在两部电影中担任配角。再后来,她担任过《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的记者,在突尼斯报道“阿拉伯之春”时被捕,随后离开了媒体工作,转而从事自由职业。2014年,她出版了关于女性瘾者的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Dans le jardin de logre),使她在法语文学界崭露头角;2016年,凭借《温柔之歌》(Chanson douce)获龚古尔文学奖,成为法国文坛的明星人物;2017年,出版随笔集《性与谎言:摩洛哥的生活》(Sexe et mensonges:La Vie sexuelle au Maroc);2019年,《温柔之歌》同名电影上映。

两年前在中国举办的法国活动月,蕾拉·斯利马尼在中国几座城市的读者见面会,也让她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被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钦点为“全球法语推广大使”,她在中国的名声更是从文学读者群体蔓延到高校法语学习群体。

近期,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法国的暴发和蔓延,她逃离巴黎,在乡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马克龙宣布法国全境居家隔离之后,蕾拉·斯利马尼开始为法国《世界报》(Le Monde)撰写封城日记专栏(Journal du confinement),目前已经连载了六篇。

然而,她在乡下撰写的封城日记,却给自己惹上了笔墨官司,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感。据法新社和英国《卫报》报道,由于在幽美舒适的乡居生活中撰写疫情封锁下的思考,引发了法国社会大众对资产阶级作家特权的指控,同时也引发了作家同行们对法国作家精英主义的嘲讽, 尤其是那些没有第二居所可供逃离的巴黎人,在社交媒体上对她进行了尖锐的嘲讽。

甚至,小说家戴安娜·杜克雷(Diane Ducret)认为她在舒适的特权环境中谈论阶级的不平等,犹如法国历史上被送上断头台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在凡尔赛宫后宫苑内扮演农民一样。在法国著名杂志《玛丽安》(Marianne magazine)上,戴安娜·杜克雷撰文认为,她在乡间木屋的隔离生活,就像是格林兄弟所虚构的平行宇宙:“最起码,我们的经历完全不同。如果对蕾拉·斯利马尼来说,囚禁就像一个童话故事;那么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部流浪汉小说。我就是那个社会地位低下的流浪汉。”

杜克雷认为,蕾拉·斯利马尼是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在我看来,我们的知识精英有时太不接地气了,仿佛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深入所有领域,只有特定的社会阶层才有特权表达时间的味道。”蕾拉·斯利马尼对于不平等话题如此写道:“我们并不平等,未来的日子将以一定的残酷性加深这些不平等……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对此,戴安娜·杜雷克回应说:“当宝贵的自由受到威胁时,平等不过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在看到蕾拉·斯利马尼谈论自己的乡居隔离生活就像是睡美人一样的生活后,法国记者尼古拉斯·奎内尔(Nicolas Quenel)讽刺说,建议所有贫困家庭都去阅读她在《世界报》撰写的“丛林禁闭日记”,这样就可以“缓解15平方米的紧张生活”。因为,巴黎公寓的面积绝大部分都非常小,有近四分之一的人住在3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里。在巴黎封城之后,很多老人小孩甚至一家三口都只能挤在三十平方米以下的公寓内进行居家隔离。

《温柔之歌》,作者:(法)蕾拉·斯利玛尼,译者:袁筱一,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

在法国《大脑》杂志(Brain Magazine)网站上,编辑菲利克斯·雷麦特瑞尔(Félix Lematre)更是逐字逐句地对蕾拉·斯利马尼进行了质疑与嘲讽。在封城日记的开篇,蕾拉写道:“今夜,我辗转难眠。顺着卧室的窗户看去,黎明的曙光从山坡升起。草上结着薄薄的霜,看上去冷冰冰的,椴木枝上隐隐冒了几个嫩芽。”对此,菲利克斯批注式地写道,矛头指向的是蕾拉所具有的“阶级特权”:“对于你来说,它也许只是一道风景;但对于别人来说,它就是超级暴力的拳头击打腹部。沉思地平线是一种阶级特权。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今天更是如此。只是你的照片有一点淫秽色情的味道,对于那些在未来几周内只能看到内院或街对面建筑的人来说,你的照片有一点色情的味道。当你的思绪在绿色的草地上徘徊时,有些人只能在15平方米内焦虑不堪。”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的笔墨官司也蔓延到了另一位法国著名小说家身上。玛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也是法国文坛的明星人物,近期也在法国重要媒体《观点》(Le Point)上撰文谈论自己的逃离生活。她将巴黎牌照的汽车扔在车库,开着一辆老爷车出城去了海边喂鹿。她向外地逃离的行为和她逃离之后的舒适生活,同样引发了法国大众对于防疫隔离时期精英特权的讨伐。

在法国宣布封城时,约莫五分之一的巴黎人逃亡到各地或海边。在全境居家隔离之后,巴黎以外的法国地区更是掀起了一股针对巴黎人的怨恨浪潮,生怕他们会在逃离过程中带来病毒的传染。除去病毒传播的嫌疑之外,外地人也害怕巴黎人的逃离会给当地带来生活用品方面的抢夺,以及抢占外地本来就比巴黎更为匮乏的医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