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法语活动月期间,法籍摩洛哥裔作家蕾拉·斯利马尼(Lela Slimani)带着她荣获2016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温柔之歌》再次来到中国,在此期间,她的小说处女作《食人魔花园》的中文版也正式出版。Madame Figaro对话蕾拉,听她讲述文学创作与女性主义。

蕾拉·斯利马尼长的很美,这是一个人们很难忽略的事实。但对于被称作“美女作家”,这位摩洛哥裔法籍女作家却并不是那么开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女性的物化。”这位毫不掩饰的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年轻作家如此解释。蕾拉出生成长在摩洛哥,18岁到法国巴黎求学,爱上了那里与家乡完全不同的自由氛围,于是在法国定居。在正式曾为一名全职作家之前,蕾拉曾经是一名记者,在《年轻的非洲》杂志专门为北非问题撰稿。记者的职业经历让蕾拉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家乡摩洛哥以及法国社会女性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与问题,通过横向对比,她又能够更能够深入探索女性主义发展的不同社会阶段。

蕾拉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温柔之歌》讲述了一位保姆杀死所照看婴儿的故事,灵感来源于纽约的一则社会新闻,这也得益于蕾拉曾经的记者经历,频繁的旅行让她可以积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素材。在这部蕾拉怀孕期间写出的小说中,她从完全女性的视角切入主题,笔触冷峻尖锐而不乏细腻,让读者倍感真实,不寒而栗。

蕾拉是龚古尔文学奖113年历史上第12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也是近些年来为数不多的“80后”年轻作家。此次中国之行,蕾拉和来自中国的作家与不同的读者群进行了几次对谈交流活动。在如今愈演愈烈的女性主义运动大潮中,有人质疑已经有一些反向结果的出现,比如男性开始惧怕接近女性与面对女性问题。面对这样的质疑,蕾拉的回答简单而干脆:“女性忍受的不公正待遇早已出现在了方方面面,女人们早已忍受了太多。所以说,适当的让男人们畏惧和害怕一下,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M:《温柔之歌》的名字非常温暖甜蜜,故事本身却充满了现实的苦涩。为什么会取名《温柔之歌》呢?

L:《温柔之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保姆的故事。保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群,一方面她长期在家中工作,离我们很近,对一切都很熟悉,但同时她又是一个家庭之外的人。她可以是一个家人,也可以不是。我对这样有对比性的角色很感兴趣,很希望挖掘她们身上的故事。我希望让读者感受到我在讲述一个温暖的故事,但故事的实质却是一点都不温柔的。同样这个故事中的保姆看上去是非常顺从和温和的,但实际上她并不是。同时在法国,“温柔之歌”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摇篮曲,父母或保姆哄孩子睡觉时总会唱起这首歌,这也会让看书的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

M:不管是《温柔之歌》还是《食人魔花园》,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为什么会选择女性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切入点?

L:这其实并不是刻意为之,只是这些女性让我感兴趣。她们是女性,同样也是人,是一个个的个体。令我兴奋的是她们的故事,而不是她们的性别。这些故事构成了我写作的动机,也让我有动力深入地写下去。

L:完全不会。写作时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会想到任何,因为写作只是一种自由的表达,自我的表达。我的身份不是男性或女性,不是法国人或摩洛哥人,不是是否是女权主义者,我只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也不会考虑读者,我会非常放松,写作只是为自己而写。最初写作只是我的兴趣,后来渐渐地有了些读者,但我的写作始终还是为了表达自己。专注于讲述故事,构造故事,而不是在意故事传达怎样的立场给公众。

L:记者的经历给我带来了太多,我遇见了很多不同的人,大大满足了我对世界和他人的好奇心。同时我学会了倾听他人,观察他人,这些都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能力。作为记者我总是旅行,这也让我听到了许多精彩的故事。

L:是的,我认为现在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些改变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人们开始大范围的意识到女性主义的问题,开始在意女性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对于女性本身来讲,不仅仅是意识,她们也在用行动改变现状。我希望也相信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L:我母亲那一代的女性经历过有名的女性主义运动,而我们这一代女性所面临的是一些新的东西。我们的上一代是从非常基础的层面上来赢得权利,比如穿着方面,经济独立方面。而我们这一代人从出生起就拥有了这些权利,我们所要求的是另一些方面,比如真实层面上的平等,甚至比如如何正确的去定义女性。我们所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诉求。

M:在我们看来,与许多国家相比,法国已经是在女性权利保护方面做得非常好的国家,还是有很多权利需要争取吗?

L:一定的。在法国,女性的收入比同等工作级别的男性要低19%。职场中,女性依然会面临更多的工作压力和更多的歧视问题,同时还有暴力问题,承担比男性更多的家务,等等。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虽然和很多国家相比法国的情况是好的,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L:其实有很多,首先是我的母亲和我的祖母,她们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她们非常独立和强大,她们都是女权主义者,是我的榜样。同时还有我喜欢的女性作家,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摩洛哥女作家法蒂玛·梅尔尼斯,她们都对我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L:现在依然有许多启发我的女性。比如法国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她非常自由,又独树一帜,启发和影响了许多人。再比如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我也特别喜欢她。其实还有很多,但我很难一一列举。

L:这还是一个秘密,我不会告诉你的,我通常都很擅长保守秘密。但我确实是会一直写作下去。